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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其人其事

????2011-05-21???? 【字号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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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文通,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盐亭人,生于1894年。蒙文通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是近代"蜀学"的传人,学术风格以博通见长。早在上 世纪20年代开始,蒙文通先生就已经着名于史学界。他学识渊博,自成体系,在经学、史学、理学等广泛领域里,都卓有建树,他还曾担任过任四川大学、中央大 学、北京大学等全国许多高校教授。

  人们常说做学问就是做人,道德文章是分不开的,文章好首先是因为道德高尚。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已故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也曾经说过:"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
  可能有什么大成就。"蒙先生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的,自己更是这样做的。他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治学则博晓古今、博大精深,实至名归地成为一代宗师;做人则几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严于操守,堂堂正正。

  ■先生印象:儒者豪迈

  据蒙先生的学生回忆,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常着中山装
  或中式长袍,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
  先生博古通今,特长中国古史和宋明理学,谈历史掌故如数家珍。古籍烂熟于心,讲课时信手拈来,只字不差。先生对儒、佛、道三教九流之学无所不通,议论磅礴,滔滔不绝,听课者大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感。
  蒙先生讲课有两个特点:其一,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置于讲台上,但从
  不看它,遇风吹走也不去管他;其二,不管下课时间。先生每发议论如江河行地,不可阻
  挡。下课铃响,听而不闻,照讲不停。每每要等到上下堂课的老师都到了教室门口,他才
  哈哈大笑而去。先生坚持学术真理,无所回避,对不同的见解,即使是老朋友、师生、甚
  至是兄弟也要点名辩论一番。先生讲王安石变法时曾对郭沫若的观点大张挞伐,说郭沫若
  没有搞清楚"庶几"二字之意,并拈须笑曰:"我讲这些是为了追求真理,至于与郭先生本人,我们是毛根朋友,他回成都必请他到望江楼吃茶。"
  先生考试也别具一格,一是先生不出考题考学生,由学生出题问先生。这是一着高棋,学
  生虽然变被动为主动了,但是如果没有掌握所学,没有读懂指定的参考书,一开口就要现
  相,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即能考出学生的学识程度。如果学生的题目出的好,他
  总是大笑不已,并且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详细评论。二是试场不在教室而特设在望江楼
  公园绿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先生掏钱请吃茶,给学生们一种
  幽静、轻松亲切的考试环境。
  先生性情豪迈,为人豁达。有一次,他的学生隗瀛涛在九眼桥桥头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
  学校,蒙先生一见他就高声喊:"隗先生,我家里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又说:"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先生治学:通晓古今 生活处处皆学问

  蒙先生幼时聪慧,加之家学又颇有渊源,从小就在其伯父的引导下接受儒家教育,1911年
  入四川存古学堂,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受廖平学术的影响较
  大,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其学术风格刚好暗合
  自己名字的"通"--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成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
  先生治学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十分重视现实生活与学术的联系,可谓是"生活处处皆学问"。他的学生隗瀛涛刚一进校时,"隗"字的读音就引起当时四川 大学历史系的蒙文通、徐中舒、冯汉骥三位先生的争论。蒙先生说:此姓读wěi,徐先生说:应读kuǎi,冯先生则说:应读ku,各有所据,相持不下,还赌 了一桌荣乐园的酒席。后来蒙先生建议姓从主人,喊学生本人来问以定输赢。一天,隗瀛涛突然被叫到办公室,看到三老端坐桌前。蒙先生大声问:"你叫什么名 字?"学生不解其意,惶惑而恭敬地回答:"我叫隗(wěi)瀛涛。"蒙先生一听,望着徐、冯二老抚掌大笑:"我赢也。"从此,隗瀛涛就被蒙先生戏称为"隗 先生"。

  ■先生品格:"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做个人。"

  蒙先生经常引用宋朝大理学家陆象山说过的话教育自己的弟子。他说:"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做个人。又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若 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是遗其大而言其细……不管做那门学问,都应该体会象山这层意思。"蒙先生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一个真正的儒者所具 有的坚定的道德操守和信仰,纵然遇到挫折,却仍然保持高风亮节。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被解聘的尴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据钱穆回 忆,蒙先生在历史系任教几年,却始终未去文学院院长胡适家拜访过一次。据说此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以致置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两时期的断代史无人授课一事于 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辗转至天津任教,仍与胡适无甚交往,而与同在北京的好友钱穆、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交往却依 然密切。
  蒙先生移居天津后,受聘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时有人大肆赞扬"中日提携",还屡次以重金邀请先生就此写文章呼应。虽然先生家计 贫困,急需用钱,但是当他察觉到写文章是为日伪政府唱赞歌时,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卢沟桥事变"后,天津陷入日伪之魔爪,先生担心继续留下来的话后患无 穷,尽管自己经济异常拮据,但还是拖家带口避入法租界,后来辗转流离返回四川。先生的民族气节让人肃然起敬,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风骨。
  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蒙先生由于批评当时的校长而被解聘了。此事若放在今天,被解聘的教师将何以自处?恐怕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可蒙文通 却不然,他坦荡自若地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对此,校长也拿他没办法,只有 听之任之。

  ■先生教学:言传身教 提携后进

  蒙先生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学生们都非常尊敬蒙先生,但没有惧怕他的,学生们如众星捧
  月,向蒙先生求教。当时蒙先生家住校外,晚上常有学生登门,蒙先生总是热情接待,有
  问必答,侃侃而谈,总想多给学生一些学问。他曾说自己对问学者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夜深了,学生们要告辞了,先生总是不 准走,令再谈一阵,等他燃完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再行回校。这正如龚谨述所说:"先生对后学每次接谈辄之数小时,娓娓不倦,务使闻者发其神志,启迪思想。"
  蒙先生关怀学生、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刻都不曾改变。1960年,蒙先生
  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讲授《四川古代史》,其时57年反右斗争的风暴刚过,59年学术界拔"白旗"的记忆犹新。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有很多老师已经不敢在课 堂上引用史料,讲究考证,因为这些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史学的代名词,而只能教授学生一些空洞的理论,还美其名曰"以论带史"。尽管蒙先生当时已经被点名批 评,但是他上课却不管这些,仍然旁征博引,溯本勘原,在特殊的严酷时期仍然带给学生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他本人在随后的"四清"运动中却屡遭批判。
  蒙先生对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不问资格,不问党派,都是同样地循循善诱,关怀、帮助
  他们。四十年代初,蒙先生接替原金陵大学图书馆系的曹族彬教授为四川省图书馆的第二
  任馆长时,有一个姓胡的年轻人,原来是附近大街上金银首饰铺里的伙计。他每天早晨都
  要到图书馆院子里来朗诵古文,摇头晃脑,十分认真。蒙先生看在眼里。有一天,他叫这
  位青年来到面前,问他读什么书,做什么职业,问他愿意不愿意来图书馆工作。那个年轻
  人听说要他去图书馆工作,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就答应了。也就是这样,这位首饰店的刻
  苦自学的伙计,后来就成了图书馆的一名职员。

  ■《越史丛考》:解放后第一部专门考证了越史的着作

  60年代初,中越关系出现一种暗流,部分越南御用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越领土问题的谬
  论,想从我国领土捞一把。因为当时越史研究又是国内一个薄弱环节,蒙先生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从1964年开始着手写作《越史丛考》,即使"文革"中被诬 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入"牛棚"后却依然笔耕不辍。1968年上半年,经过两年的"牛棚"折磨,先生的身体已经很虚弱 ,由于当时造反派不准"反动学术权威"乘坐三轮车,所以先生虽然年届74高龄却不得不每天从住处步行赶往"牛棚""点卯",地点就在当时的四川大学旧文史 楼二楼的过道。当时规定"专政对象"每日上午都要进"牛棚"集中学习,先生除了带必备的学习资料--《毛选》和《毛泽东语录》外还带了一本稿纸和和一支钢 笔。过道里很寂静,先生一坐下来就专心致志,埋头疾书,快到十二点,红卫兵宣布可以回家了,当时一同接受改造的柯建中先生陪同蒙先生悄悄地走下楼,不料一 走到楼门口,他就滔滔不绝地对柯先生讲述越南个别史学家故意歪曲古越历史,信口雌黄,所以他要根据大量文献,详细考订古代越族的分布及其迁徙情况,撰写一 本专着,还原历史真相。柯先生一边听一边陪着他走,一直从旧文史楼走到荷花池,才分手告别。第二天蒙先生依然如故,下楼时依然滔滔不绝,讲述刚才写了些什 么,明天还准备写什么。柯先生现在回忆起蒙先生当年追求真相,纵然在挫折时期也绝不放弃学术信仰的精神依然感叹不已。这样日复一日,大约经历了二十天左 右,蒙先生突然缺席,开始时柯先生并没有引起注意,几天后才警觉到老先生可能出了事故,不久噩耗传来,先生在身心备受摧折后不幸逝世了。
  《越 史丛考》是一部全面、深入研究越史的专着,约十万字,而引用的古籍就多达130余种。蒙先生在《越史丛考》中以其学有专长的博识,确凿的证据,还中越边界 一个历史的真实。《越史丛考》出版后,《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和《读书》等报刊分别发表了书评。评论认为:"这是解放后第一部专门考证了越史的着 作。"该书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着,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 这本书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蒙先生却已经去世15年之久了。
  (原载2004年12月9日《都市文化报》"旧闻重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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