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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

????2011-04-14???? 【字号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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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今四川乐山)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这些名号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的变化过程。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他是中国近代最着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其父曾为地主放牧牛羊,佣工度日,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自小就参加劳动。一次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责,遂感羞耻,颇思自立。他欲读书识字,但家中负担不起学费,于是从河沟捉鱼送给私塾先生为整,并告以自己的求学愿望。先生认为孺子可教,遂得以从师就读。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曾夜立于庙中神灯下读书。成年后,仍勤学不倦。经过潜心钻研,学业猛进,终于自立成才。

  同治十年(1873年).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次年举行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补县学生(即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廖平再应科试,正场题"狂"宇,廖平以"用犬"之义解释《论语》"狂涓"之文,以优等食凛蜞,调成都尊经书院肄业深造。廖平早年在家乡接受的是来学那一套,受到张之洞奖掖尤其是进入尊经书院后,师人张之洞。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贴的乾嘉汉学,廖平受其影响,感到来学空泛无实,不如文字训沽之学,字字有意。于是从喜好宋学,转而博览考据。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张之洞离川后,治经讲个文经学的《公羊》学的王向运主讲尊经书院。松羊》学治经,不斤斤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廖平经常向王运请业,渐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训沽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光绪五年,廖平中乡试第24名举人。光绪七年,他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沽十论》。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分别两家的异同。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着《今古学考》二卷,严于今古之分。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深造有得之言,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

??????? 廖平,井研县人,家贫苦,父母兄长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因而极勤奋,夜晚常立于寺庙大殿中,借神灯照读。无钱买书,常借读借抄,甚至从废纸中寻觅阅读断页残篇。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参加院试,受四川学政张之洞赏识,录取第一。光绪二年(1876年)由官方供奉,进入成都尊纪院深造,钻研《春秋》经学。光绪五年中举,光绪七年注《春秋谷梁传》,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2卷和《公羊何氏角诂十论》。其说多为前人未发之论。光绪十五年中进土,钦点湖北某县知事,以母年老请改教职,任龙安府(治今平武县)教谕。后历署射洪县训导,绥定府(治今达县)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和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院长,四川国学学校校长等职,为公认的晚清着名经学大师。

  清宣统三年(1911年),廖任《铁路月刊》主笔,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军政府成立聘他为枢密院院长,对于川中军政多有谋略。民国8年(1919年)他患风湿麻痹症,右肢偏废,仍坚持讲学着作。民国10年兼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华西协和大学教授。民国13年回井研。以多病之故,钻研医术,写成医书20多种。同时潜心研究经学,其学术思想多变,曾自说:"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十年不变斯为弃才矣!"他不盲从,不固步自封,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主张而另辟蹊径,虽遭非难打击亦在所不惜。其以礼制判分今古文经,认为"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使千余年来今古之纠纷涣然冰释,为经学史上一大贡献。并倡"托古改制"之说,使古代经学有近代政治思想色彩。康有为受其启迪,从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找到理论依据。张之洞曾致书廖平,谓康为其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其钩深探隐,穷辩伪古文经学,开启学术界厚今疑古之风,对历史学方面的影响甚大。他一生着述甚丰,计一百多种,主要辑为《六译馆丛书》。民国21年拟出版,亲赴成都,行至乐山,突发大病,卒于返家途中。

    注:大师家居井研县研经湾。原名盐井湾,国民政府为表彰和纪念大师的贡献而更名,沿用至今,为县辖区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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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学术研究
  光绪十五年,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会试成进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他以高堂亲老,不欲远出省外为由,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今四川达县)教授,任中被劾免职。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今四川乐山)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在这段时期,廖平在经学观点上,以为《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学《周礼》为刘歆乱之学.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二变。括张之相、梁启超、钱穆在内的知名学者,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当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力为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       

主要着作
  廖平经学第二变实已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乃是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但是,在近代社会要讲尊孔尊经,就得讲出一点新名堂。于是,在经学第二变后,廖平又提出大统小统的经学第三变,人学天学的经学第四变,天人大小的经学第五变,用五运六气解《诗》、《易》的经学第六变。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万世法,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以《尚书为经》、《周礼》为传。所谓人学天学,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讲六合以内的人事,见《春秋》、《周礼》;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见《诗》、赐》,《诗》讲神游,灵魂游于六合之外,《易》讲形游,形体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的糅合。所谓五运六气,本是《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系医经,廖平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 

 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不过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究其精神实质而言,殊无可取。但是,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取材又不限于经学。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来建构理论的,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古今中外,经传诸子史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材。因此,从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来看,又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为维护经学,反

基本观点

  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认为松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但汉代公羊家只讲孔子为汉制,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刘篇》(后改名《古学改》),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
    廖平此说一反平分古今之论,有许多臆断之论,虽然在学术价值一t远不如平分今古之论。但这一变却通过康有为的影响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震动。因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曾转赴广州。康有为、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据《知圣篇》着作了《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着作了《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础的书,影响极大,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虽然康有为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系,但包而建立了一个不同传统经学的所谓经学体系,这就从面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因此,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廖平研究《伤寒论》
  廖平后来在1898年与宋育仁、杨道南、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911年担任《铁路月刊》主笔,鼓吹"破约保路"。四川军政府成立,受聘任枢密院院长,后长四川国学院及任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授课之余仍以治经为终生事业。他一生坎坷,屡遭诬低、夹击,甚至革职查办,先后历经八次打击,但他总是以换而不舍的精神,潜心着述,从不停笔。他一生着述近一百四十部,除经学着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1932年,为联系出版他的着作,拟亲赴成都,不料走到乐山,忽发大病,随行的儿子廖成励等,马上将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卒于河坎场,享年八十一岁。
  大学者章太炎先生在为廖平所撰写的《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中云:"以君学不纯德,而行乎纯儒。""斯心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劫后,不可以诬高密。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章太炎之言,恰如其分。廖平一生治经,脚踏实地,校勘、考据、辨讹是他的特长,而学术观点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既无百家争鸣,也不能百花齐放,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人际、政治、派别之争,正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的注脚。文人之气,常常难以承受重压,支撑得过去,从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潜心于学术,能防干扰、抗干扰,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廖平虽一身坎坷,屡遭排低、夹击,而始终心坚骨硬,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

后学研究

    1、廖平及其经学六变
    2、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3、本世纪初的《诗经》学研究
    4、中国历代大儒-经学畸人 廖平
    5、《廖平评传》
    6、列文森与六译先生
    7、巴蜀哲学之特色
    8、廖平对《伤寒论》唐古本的文献研究
    9、着名经学大师-廖平
    10、经学及晚清"经今、古文学分派说"之争议
    11、廖平的《古学考》和《知圣篇》

经学研究
 
    廖平是着名的经学大师。在经学研究中,学术多变,自称一生凡六变,影响极大。

经学研究的六变

第一变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 张之洞离川后,治经讲个文经学的《公羊》学的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廖平经常向王闿运请业,渐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训诂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光绪五年,廖平中乡试第24名举人。光绪七年,他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沽十论》 。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分别两家的异同。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着《今古学考》二卷,严于今古之分。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深造有得之言,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

第二变
  光绪十五年,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会试成进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他以高堂亲老,不欲远出省外为由,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今四川达县)教授,任中被劾免职。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今四川乐山)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在这段时期,廖平在经学观点上,以为《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学《周礼》为刘歆乱之学.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二变。括张之相洞、梁启超、钱穆在内的知名学者,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当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力为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

第三变
  廖平经学第二变实已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乃是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但是,在近代社会要讲尊孔尊经,就得讲出一点新名堂。于是,在经学第二变后,廖平又提出大统小统的经学第三变,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万世法,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以《尚书》为经 、《周礼》为传。所谓人学天学,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讲六合以内的人事,见《春秋》、《周礼》;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见《诗》 《易》。《诗》讲神游,灵魂游于六合之外, 《易》讲形游,形体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的糅合。所谓五运六气,本是《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系医经,廖平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

  以后的人学天学的经学第四变,天人大小的经学第五变,用五运六气解《诗》、《易》的经学第六变。是就六经谈天人之学,企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孔经哲学体系。这些属于廖平晚年的学术思想,有不少牵强附会、违背科学常识的糟粕,反映了经学的没落和终结。但廖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天人"思想,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径。

"六变"的意义

 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不过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究其精神实质而言,殊无可取。但是,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取材又不限于经学。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来建构理论的,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古今中外,经传诸子史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材。因此,从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来看,又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
  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 ,认为《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但汉代公羊家只讲孔子为汉制,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刘篇》(后改名《古学改》),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 《史记》 、 《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
  廖平此说一反平分古今之论,有许多臆断之论,虽然在学术价值上远不如平分今古之论。但这一变却通过康有为的影响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震动。因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曾转赴广州。康有为、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据《知圣篇》着作了《孔子改制考》 ,据《辟刘篇》着作了《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础的书,影响极大,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虽然康有为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系,但包而建立了一个不同传统经学的所谓经学体系,这就从反面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因此,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医学研究

  廖平曾着《伤寒杂病论古本》
  廖平不但是近代经学大家,同时也是着名的医学家。曾辑评医书二十余种,总题为《六译馆医学丛书》 ,所辑多为唐以前重要的医学着作,并采后世阐释之作附入,并详加评述。廖氏校勘古医籍颇精详,对脉学、伤寒有新见。 廖平所着《伤寒杂病论古本》是据《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等医书辑补而成,并详加考证,力求恢复《伤寒论》的原貌,且阐述了他的独到见解,并对前人辑录《伤寒论》的工作进行了评价:

考证唐初《伤寒论》古本原貌
  廖平通过比较《外台》、 《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的有关"伤寒"的内容,认为唐初《伤寒论》的古本原貌共十八卷,即:《千金要方》第九卷的内容应是唐古本《伤寒论》的首一二卷;《千金翼方》第九、第十两卷应为唐古本的第三至第十卷;《千金要方》第十卷为唐古本的第十一至第十八卷,包括《金匮》在内。

考证"要方"即"膏、散、园方"
  由于唐初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时未能见到《伤寒论》古本的原貌全书,而仅仅见到的是零散条文,所以孙氏才在书中感概不矣:"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引以为憾。而后代学者却据这十余字断章取义地认为,孙思邈当时撰书时并未曾见到张仲景《伤寒论》的原文,进而推断出《伤寒论》原文在唐代就已经佚亡了。持这种观点有宋代学者、日本丹皮元简等。
  廖平对此做了详细考证,他认为:"这十余字乃记识语,上下不承",即从《千金要方》中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并不能确定这里的"要方"究竟指代的是什么,即"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一句具有歧义,"要方"既可能是指张仲景所着的方书即《伤寒论》,也可能具体指的是张仲景所创制的"秘方",廖氏分析后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并考证出"要方"者乃"膏、散、圆"、"摩膏"等药方。由于江南的医师秘这些药方而不传之于后人,孙氏也不得见,致使这些药方的内容从《伤寒论》原文中脱失了,因此,现在流传于世的宋代赵开美翻刻的《伤寒论》中就没有这些药方的内容,但这些药方却又被其它方书中所收载,如《小品方》 、《医心方》、《医门方》中。廖平对此论述甚详,他提出了多种证据。

对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工作的评价

廖平研究《伤寒论》

  成无己辑注《伤寒论》有过失。廖平认为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时由于不知古人着书体例,征引旧说不出姓名,使后人对《伤寒论》原文的理解出现了许多错误,即将别人的着述笼统地均归为张仲景《伤寒论》的原文,从而使人不得窥见《伤寒论》唐古本的原貌。如,他在《伤寒杂病论古本》首卷"论四首"条下的案语说:"成本伤寒序例原本抄《千金》、《外台》说论而成,考《外台》注有仲景原文二条,其引"阴阳大论"、华佗、叔和、陈廪邱、《范汪》、《小品》、《千金》、《医心》共八家一十六首,作者姓名甚明,成本于所有姓氏俱从删削,使尊之者认为各条全出仲景,不信者则谓全出叔和,皆由成未悉着书体例,征引旧说不出姓名,致读者从兹迷惘也。"

考证"五运六气"学说不出于《伤寒论》原文

  由于近代学者言《伤寒论》喜欢附会于"运气"学说,以解释六经传变并以此视其运气而指导用药。廖平经考证后,对此予以批驳。他说:"运气"学说起于隋以后,但当王冰将运气采入《内经o素问》篇中后,其说始显,但竟唐代犹未闻有言之者。后来到了宋代,刘温舒、沈括、杨子建等人深信不疑,并各有所发明。而成注本《伤寒论》卷首所载的运气诸图,均见于刘温舒的《运气论奥》、浦云的《运气精华》和刘河间的《原病式》,是后人好事者采附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伤寒论》原文中并无有"五运六气"说。他并且指出今所传宋版《伤寒论》乃系于赵开美翻镂,其中并没有运气诸图,且廖氏家藏的元板成无己注解本也不载此诸图也可以证明《伤寒论》原文中无"五运六气"说。故用"运气"来穿凿附会六经为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廖平对《伤寒论》唐古本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伤寒论》的版本流传情况,对研究张仲景的辨证论治思想,尤其是廖氏对《伤寒论》原貌的考证(他基本上持"错简重订"派的观点,但又有新见)对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有着较大的借鉴价值,理应受到中医学术界的重视。

人物评价
  
  大学者章太炎先生在为廖平所撰写的《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中云:"以君学不纯德,而行乎纯儒。斯心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劫后,不可以诬高密。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章太炎之言,恰如其分。 廖平一生治经,脚踏实地,校勘、考据、辨讹是他的特长,而学术观点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既无百家争鸣,也不能百花齐放,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人际、政治、派别之争,正是曹丕《典论o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注脚。文人之气,常常难以承受重压,支撑得过去,从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潜心于学术,能防干扰、抗干扰,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廖平虽一身坎坷,屡遭排低、夹击,而始终心坚骨硬,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

  廖平一生,自从进士及第自请任教职以来,都以学术教育自任。他先后执教于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 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凤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和四川省立高等专门学校。桃李满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黄槠、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的门下。廖平一生勤于着述,成果斐然,有着作140余种,先后编为《四益馆丛书》 、 《六译馆丛书》 。内容涉及经史、小学、医药等领域。真不愧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位经学大师,因而赢得人们普遍尊敬。他逝世后,追悼大会在成都举行,自蒋介石、、戴季陶、孙科以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敬致挽联,表达对这位先师的传人、后生之先师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炎也为他撰墓志铭,对他一生功业作了热情的评价。

印 象
  廖平——清代经学大师
  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
  这是近代经学家廖平自署楹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好大的口气!他确实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古往今来经学史上一切界限和篱樊推得干干净净,开辟了一个没有门户之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甚至扫除了学术史上儒家与百家,甚至与释道的区别,欲建立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体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经哲学。这样大的勇气,这样大的构想,真是千古一人,旷世宏论!但是,他一生的努力又常常事与愿违,虽层变其说也不能自适,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于六次改变自己的学说;他一生尊孔读经的呼号,又恰恰成了儒家经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哀鸣。他--廖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经学畸人。

生平轶事

以勤补拙

廖平恩师-张之洞

  廖平祖上既非书香,为人也不明敏。他天资平平,记忆殊差,每天背课之时,他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在科举填括的时代里,记诵是最基本功夫,也是许多读书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领,可是,这个全家勒紧了裤腰带送来念书的小学生却在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为失望,于是令其退学。
  看见别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廖平自然不会甘心。一天,他拿了钓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虔诚地发愿说:"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约得两尾鲤鱼。"出门垂钓溪涧,果然钓得两尾红朴朴的大鲤鱼,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也兴奋异常。廖父望着还扑腾扑腾弹动的红鲤鱼,认为祖宗真的显灵,孺子可教,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牵了廖平再投塾师,请免其记诵。
  从此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为富有特色的经学家,原因也在于此。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经学初程)这个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学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转机,因此他后来为学有成后,还深情地题其室日"双鲤堂",以志纪念。 尊经书院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执礼尊经两师长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廖平同一队队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的莘莘学子,担着行囊赶考来了。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参加院试,考秀才来了。以廖平的学识而论,早该中秀才了。然而考试场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加之科举考试自明朝定为八股文取士以来,形式僵化,死记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讨厌的。因此,两年前的初次考试,已使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不过,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换了务实学的张之洞。张氏其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洋务派首领,他此时正以新任学政的身份莅临四川主考。临场答卷,廖平不仅将近年来精读的宋人的议论,洋洋洒洒,尽情发挥,而且把压在记忆深处的《说文》释义,也搜肠刮肚地搬进文中。于是乎,在讲求义理、议论英发的宋学风范下,又蕴藏着明乎训诂、学有根低的汉学家法。得意写来,小心交上。不料疏忽处犯了八股大忌,将破题两句写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废纸篓中。也是他廖平时来运转,主考大人检阅落卷,刚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又兼颇知小学,大合自己"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的心意,一时高兴,将廖平拔居第一,廖平于是抖抖衣襟从废纸篓中趴出来,成了榜首秀才。张之洞这一个"高兴"竟成了识骥伯乐,成为廖平终身感戴的恩师。 光绪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参加科试,廖平又杂以文字学知识,大蒙张之洞矜赏,被选调尊经书院学习,享受公费待遇。尊经书院,是今四川大学的前身,由张之洞组建于光绪元年。这是一所对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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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恩师-王闿运

  在进入尊经书院的头几年里,廖平系统攻读了《说文解字》 、 《尔雅》等训诂之书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觉得字字有意,远胜唐宋文章。于是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波既诸解》、《上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等考据文章,载人《蜀秀集》中。遂成为张之洞钟爱的五大弟子之一,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同号"蜀中五少年"。 尊经书院时期,对廖平学业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恩师是王闿运。贻运是当世名士,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于词章,品学皆优。王于光绪五年(1879)来任山长(院长),当时书院已缺主讲两年,王的到来,对于书院诸生,无异于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后,他与"五少年"之一的张祥龄常常向王贻运执经问艺,每至夜深。初时,贻远见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气,不善言辞,对他不甚重视。后见他为学勤奋,见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为至交。春秋佳时,师徒数人常郊游览胜,风流倜傥;若或学业有成,更是师徒同乐。
  王闿运前前后后在尊经书院执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离受学7年。7年中,王对廖平厚爱独多,廖平在学业上也受王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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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1852—1932)——经学畸人

  推倒一时,开拓万古;
  光被四表,周流六虚!

  这是近代经学家廖平自署楹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好大的口气!他确实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古往今来经学史上一切界限和篱樊推得干干净净,开辟了一个没有门户之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甚至扫除了学术史上儒家与百家,甚至与释道的区别,欲建立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体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经哲学。这样大的勇气,这样大的构想,真是千古一人,旷世宏论!但是,他一生的努力又常常事与愿违,虽层变其说也不能自适,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于六次改变自己的学说;他一生尊孔读经的呼号,又恰恰成了儒家经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哀鸣。他——廖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经学畸人。

一、寂寞农家子 苦读事笔耕

  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古典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廖平祖籍湖北孝感,明洪武二年(1376)随着“湖广填四川”的人流迁入四川,几经转折才定居于井研县盐井湾。这里,既无平原沃野之饶,又无川泽舟揖之利,举目一片荒凉,满野蓬壁茅舍。文化落后,教育缺乏,自明历清,了无闻人。廖氏家族迁入这里,也是“四百年间无显者”(《廖平年谱》,下引,不复出注。)所幸人丁兴旺,家族颇繁。廖氏祖先,世世代代以农耕、商贩为业。直到清朝末年,才出了个读书人廖平,一举成为名儒,光宗耀祖,还给盐井湾这个俗里俗气的小乡镇带来了“研经”湾的雅号。
  廖平的父亲名复槐,号继诚,为人正直,识字不多,却深明大义,常常排难解纷、周人急难,很得乡亲信任。早年为人放牛佣耕,后来年挣月积,在镇上开了自己的一家磨房,继又增开了一家糕饼店,操持着“一担谷子三斤米,一张薄饼一铜钱”的小本经营。夫人雷氏,是个小脚,但为人娴静,精于女红,纺纱绩麻,无所不通。除了负责一家大小的穿戴,还出售些剩余产品以住家需。这对勤劳的夫妇男耕女织,早出晚归,艰难地哺养着6个儿女,廖平就是他们的第四子。日子虽然清苦,家庭倒也合睦。不料在廖平五六岁时,连续两年天旱,收成锐减,廖家磨坊和烧饼铺也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关门大吉。灾荒四起,饿殍遍野,咸丰九年(1859)九月李蓝起义自滇入川,盐工饥民,踊跃加入,川南川西,尽为厮杀之场。井研县城,被围得铁桶一般,70余日,不得解围。官宦之家,或固守城池,或据守山寨;贫苦人家,只得四出逃散。廖平父亲一肩挑了家当,带领一家外出逃难;母亲背负老五,怀抱廖平,一路惊惊惶惶,躲躲藏藏,最后来到仁寿县大愿寨,砍树割茅,造棚栖身。不料大年三十,廖平因出于对富豪之家张灯结彩的羡慕,自作灯笼,不慎失火,一爿茅屋化为乌有。生活异常窘迫。
  次年五月,清廷调湘军入川,起义军退出井研,兵火暂歇,廖平一家也才重返故里,但人是物非,磨坊与饼店早已荡然无存。廖平一家从瓦砾场中拾来残砖短椽,垒屋栖身。复东借西贷,得30吊钱。免强重理旧业。廖平父亲吃苦耐劳,母亲又善于持家,三个哥哥也都长成精壮小伙,在廖父的督领之下,这个流离失所的家庭,居然又红红火火地开张起来。廖平因年幼帮不上忙,被送往师塾念书。这也许完全出于父亲需要一个能写会算的帐房先生的愿望,谁知却成了廖平成为一代经学大师的开端。
  廖平祖上既非书香,为人也不明敏。他天资平平,记忆殊差,每天背课之时,他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在科举填括的时代里,记诵是最基本功夫,也是许多读书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领,可是,这个全家勒紧了裤腰带送来念书的小学生却在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为失望,于是令其退学。看见别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廖平自然不会甘心。一天,他拿了钓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虔诚地发愿说:“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约得两尾鲤鱼。”出门垂钓溪涧,果然钓得两尾红朴朴的大鲤鱼,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也兴奋异常。廖父望着还扑腾扑腾弹动的红鲤鱼,认为祖宗真的显灵,孺子可教,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牵了廖平再投塾师,请免其记诵。从此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为富有特色的经学家,原因也在于此。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经学初程》)这个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学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转机,因此他后来为学有成后,还深情地题其室日“双鲤堂”,以志纪念。
  转瞬之间,廖平已长成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时,廖家娶了两个媳妇,添丁加口,廖平又在镇上开了家茶馆。为了平均劳作,廖平再次停学,手持茶壶在茶馆里跑堂。一天,廖平掺茶时不小心将水溅到了一位客官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凭这位斯斯文文的小茶倌怎样认错、陪不是,客人硬是不饶不依,羞辱谩骂,纠缠不休。惭愧、羞辱、失望使他不由得想起“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也”的夫子之教,记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意识到一个平民子弟,要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必须发愤读书、一举成名。于是在招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四字,愤然离去。家人得知,四出寻找,结果在一座破庙中找到了他,人们发现他兀自一人在那里捧书苦读。诸兄大为感动,一起劝廖父让他重修学业。此后诸兄自动延长劳动时间,以代替廖平。母亲则在每餐应煮的米中,留出一勺,积少成多,以供“束修”。亲人们无私的奉献,令廖平感动不已,为学更加勤奋。为了避免人事的烦扰,他把被盖搬入庙中,象个苦行僧一样,孤馆清灯,四季不倦。为防惰心,他常将自己死死地捆在桌椅上,日夜不下课桌。一次,庙僧馈赠玉米饼,外搭一碟红糖,廖平目不离书,且蘸且食。吃完后,和尚出来收拾盘碟,见他满嘴墨污,一盘红糖却丝毫未动,而墨盘却被他醮食得干于净净了。16岁时,娶妻李氏,逢年过节,小夫妻回娘家,夫人小脚走得慢,廖平就跑到前面,拉开一段距离后,取出书籍阅读,等夫人赶到,再如法炮制。其意其专,一至于此!
  盐井弯乡穷地僻,缺乏书籍,借读不易。廖平常作有心人,注意搜罗放佚,克服缺书少纸的困难。他在庙中读书时,常有一些老人来庙里焚化字纸,以“积阴德”。廖平常上前帮忙,若发现有可读之书、可用之纸,他就拣出留下。就这样时时处处,点点滴滴,日积月累,使他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旁的内容。后来在关键时刻,这种旁门学问还帮了他的大忙。

二、执礼尊经两师长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春光明媚,百花初放。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廖平同一队队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的莘莘学子,担着行囊赶考来了。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参加院试,考秀才来了。以廖平的学识而论,早该中秀才了。然而考试场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应考准备是否对路、精神状态和临场发挥的好坏以及考官的赏识与否,都对金榜题名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项运转失灵,都会使考试功败垂成。因而历史上有许多饱学之士常常是科举场屋的失败者。加之科举考试自明朝定为八股文取士以来,形式僵化,死记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讨厌的。因此,两年前的初次考试,已使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于今忆起还惴惴不安。不过,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换了务实学的张之洞。张氏其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洋务派首领,不过那是后话,他此时正以新任学政的身份莅临四川主考。廖平知道主考大人出生名们,有位道台父亲、状元哥哥,自己也是一甲探花及第。廖平还知道他为学主通经,“通经根抵在通小学”。忆及往年在废纸败簏中拣来的那本破旧的《说文解字》,廖平不禁当下心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临场答卷,廖平不仅将近年来精读的宋人的议论,洋洋洒洒,尽情发挥,而且把压在记忆深处的《说文》释义,也搜肠刮肚地搬进文中。于是乎,在讲求义理、议论英发的宋学风范下,又蕴藏着明乎训诂、学有根低的汉学家法。得意写来,小心交上。不料疏忽处犯了八股大忌,将破题两句写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废纸篓中。也是他廖平时来运转,主考大人检阅落卷,刚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又兼颇知小学,大合自己“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的心意,一时高兴,将廖平拔居第一,廖平于是抖抖衣襟从废纸篓中趴出来,成了榜首秀才。张之洞这一个“高兴”竟成了识骥伯乐,成为廖平终身感戴的恩师。
  光绪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参加科试,廖平又杂以文字学知识,大蒙张之洞矜赏,被选调尊经书院学习,享受公费待遇。尊经书院,是今四川大学的前身,由张之洞组建于光绪元年。这是一所对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的高等学府,论者常把它与文翁石室相提并论。四川自西汉文翁创办石室以兴郡学以来,人文蔚然,素有人杰地灵之誉。两汉辞赋,唐宋文章,天文历法,大易玄机,蜀学常常卓出震响,饮誉士林、但是降及明清,八股取士,流毒巴蜀,学人除时文制艺之外,不知有百家子史。四川偏处西南一隅,消息闭塞,风气不开,于是士风日下,蜀学一蹶不振。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虽难免封建官僚标榜风雅的私心,但从客观效果看,也确实起到了作新人材。改变风气,重振蜀学的作用。张之洞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述其办学宗旨曰:“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也…… 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张之洞为书院订章程,立制度,购图书,延名师,严严整整,蔚为壮观。还从各府县学抽调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书院顿时成为全蜀瞩目的高等学府。廖平就是这个学府中第一批高材生。事隔60年后,龚西台说:“清朝二百余年,大江南北,学者如林,四川独无一人列入着作之林,可谓大耻。自尊经设立,人材辈出,廖先生龙出乎其类!”实为至理明言。
  在尊经书院里,廖平再无衣食之忧、缺书之苦。那里环境幽静,藏书丰富,对于廖平,真是如鱼得水。他生活简朴,身穿母亲织的土布,足登夫人做的衣鞋;吃饭也舍不得买菜,将公俸膏火省下帖补家用。在学业上却从不落人之后,兢兢业业,如饥似渴。凡书院所藏,他都精读三遍;在市上遇上好书,必节衣缩食购置;若遇他人私藏善本,也尽量好语借回,口诵心记,有时还抄录留存。勤学和善思这一对 “风火轮”,载着廖平迅速地向“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殿堂挺进。
  入尊经书院前,廖平独爱宋玉子[注]书和唐宋八大家文[注],学的主要是些义理文章。进书院后,张之洞以纪阮两文达[注]之学相号召,并亲撰《书目答问》、《囗轩语》指导诸生,要诸生从目录学入门,以文字学为根基,由小学通经学,由博而返约。这使从前尽记些“起承转合”、“之乎也者”的土子们,顿觉耳目一新, “于是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人人有斐然着述之思!”廖平就是这些“颖异之士”中的佼佼者。在进入尊经书院的头几年里,廖平系统攻读了《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诂之书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觉得字字有意,远胜唐宋文章。于是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波既诸解》、《上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等考据文章,载人《蜀秀集》中。遂成为张之洞钟爱的五大弟子之一,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同号 “蜀中五少年”。
  不过,廖平并没有沿着恩师指定的乾嘉考据之学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个思维型脑袋,为学善思,注重独立思考,由思进而养成好疑的勇气。通过进一步学习,他逐渐发现考据之学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点,考得枝叶而丢失了义理。认为: “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经学初程》)在打下小学基础后,他不甘停留于小学考据。于是取诸子百家之书读之,又觉义理繁富,别有洞天。廖平为学又从小学上升到明理通经的义理之学。后来他回忆其事说:
  予幼笃好宋玉子书及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至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经学初程》)
  尊经书院时期,对廖平学业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恩师是王闿运。闿运是当世名士,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于词章,品学皆优。张之洞创办书院,刚具规模,便于光绪二年(1876)十月离任回京。书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出人材的工作,则是由王闿运完成的。王于光绪五年(1879)来任山长(院长),当时书院已缺主讲两年,王的到来,对于书院诸生,无异于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后,他与“五少年”之一的张祥龄常常向王闿运执经问艺,每至夜深。初时,闿远见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气,不善言辞,对他不甚重视。后见他为学勤奋,见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为至交。春秋佳时,师徒数人常郊游览胜,风流倜傥;若或学业有成,更是师徒同乐。这些都常见于王阁运那脸炙人口的《湘绮楼日记》之中。光绪五年六月,廖平与同学八人从闿运出游,《日记》中曰:“从曾园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听鸡鸣。”同年九月,廖平等报考举人,《日记》说:“今夜放榜,与季平坐谈至三更,季平醉去,余就寝。半觉闻炮声,起披衣,未一刻,报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十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顷之,季平等入谢,已鸡鸣矣。谈久,乃还寝。”几天后,王率新科举子出南门,访百花潭,公宴于二仙庵。诸生题名志喜,王题诗其后:“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云林。”文章风流,极一时之盛。
  王闿运前前后后在尊经书院执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离受学7年。7年中,王对廖平厚爱独多,廖平在学业上也受王影响至深。王闿运为学主今文师说,廖平也从今学入手,并终身保持以今文学为主要归墟;王当时主治《春秋》学,认为“《春秋》拟《易》而作,圣人之极功,终身研之而不能尽”(《王香绮年谱》),廖平也从《春秋》着手,一生以《春秋》学着作最多;王以礼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也以礼制区别今古同异,后来刘师培称赞廖平“明于《春秋》,善说礼制”的两大特点,几乎都来源于王闿运的影响,当然廖平并不亦步亦趋,恪守师法,唯老师马首是瞻。当时王主治《春秋公羊》学,撰《公羊春秋笺》;廖平则专攻《春秋谷梁传》,属稿《谷梁春秋古义疏》。他思维明敏,时有新论,从不蹈袭旧说,无论出自前贤古人,或是近人恩师,只要有未契于心者,他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不仅让严谨的古文经信奉者张之洞大为恼火,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戒;就是为学比较灵活圆通的王闿运也不无担忧。王闿运在离川与友人书中说:“此来居然开其风气,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廖(平)刘(子雄)明慧,深浅不同。而兼并轻躁,因时箴之、以进大道,则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说廖平“每变愈上,不能自止,盖其意在胜湘潭。”廖平本人对这种诸难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但不能调青不能胜蓝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者不让于师,廖平可谓兼有之矣!

三、推倒一时 开拓万古

  光绪十二年(1886),王闿运携眷离蓉,结束了他总领巴蜀风骚的生涯。廖平也学成高院,主讲于井研来凤书院。这年廖平《今古学考》出版,开始其经学一变。在书中,廖平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认为古文学是孔子早年“从周”之学,今文学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学。其善别今古,被誉为“魏晋以来,未之有也”。书出之后,大江南北,老师宿儒,同声称赞。他经学功底深厚,门径明晰,一代经学大师的形象已呼之欲出。这年,廖平还拟定《十八经注疏凡例》,欲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十三经注疏》的“蜀学”体系。此前,廖平已撰《谷梁古义疏》11卷,以《王制》为纲领,专门发明汉人古义,使千载坠绪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部足以取代晋人范宁《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于十二经皆着新疏,唯《谷梁》缺而无书,廖平此书正可填补空白。廖平对此书也颇为自负,相传张之洞为山西巡抚,廖平曾去探望,席间论及学问,自矜曰:“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为张所壮。少年得志,遂发宏愿,除了要遍注十三经外,还欲将《大戴礼记》、《国语》升格,将《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合成十八经,统统新注新疏。可惜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
  他生性沉静善思,好立新说。当人们还津津乐道其旧说时,他已改辙更说,放弃甚至反驳了自己的旧说。廖平在光绪十二年刚刚完成一变,次年就开始了他的经学二变,从平分今古转而为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是刘歆等人篡乱的伪学,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仅隔三年,他已分别写成了《知圣篇》、《辟刘篇》两部书稿。光绪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进士。当授知县,以亲在蜀,请为龙安府学教授。在回家途中,他东访王闿运于天津,南见张之洞于广州。途经苏州时,顺道造访曲园,拜见俞樾,俞樾热情称赞《今古学考》为“不刊(不朽)之书”。谁知廖平并不热心商谈今古之分,却用尊今抑古之说执问俞樾,面对这位大肆贬斥古学的后生,使他这个以许郑之学[注]自任的古学大师瞠目结舌,不知置对。八月,廖平南达广州,驻在广雅书院,张之洞又向他重申“风疾马良”之诫,可见老师对他的新说肯定不会高兴。不过,廖平此行自有其扭转乾坤的历史功绩,那就是他的尊今抑古说对康有为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有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首领。可是此时此际,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讲于广州长兴学舍。他博闻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说经,早先本崇奉古文经,酷爱《周礼》,当时正取材《周礼》作《政学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后尘,从《周礼》中找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礼》这部先秦旧典,尽是设官分职的宏规大矩,却没有一星半点微言大义,于是穿凿殊难,附会不易。因此他的《政学通考》,虽属稿有时却迄未完成。光绪十四五年间,他从沈子丰处得读廖平《今古学者》,十分佩服,“引为知己”。听说廖平市游羊城,遂要约黄季度一同来广雅书院访问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热,绸鸣蝉噪,令人心闷。然而这三个年轻人却并不觉得,他们手摇折扇,口谈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广雅书院的林荫小道上,人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处,取来《知圣篇》、《辟刘篇》两书稿本相赠。这两本书立论实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苏州时,他曾以其中个别问题问于俞樾,见这位博学的古学大师也不能置对,于是始自坚新说。及至广州,见康有为是个知己,才将全稿出示于他。不料康有为也不能接受,“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责廖平“好名骛外,轻变前说”,禁告他“急当焚毁,否则入籍”!廖平谷以面议后“再决行止”。廖平回访康有力于广州安徽城南会馆,反复晓以“秦焚书未亡六经”,证明今经为全,后出古经为伪,结果“两心相协,谈论移晷”(《经话甲编》卷2)。康有为见抑古之说便于推倒陈规陋习,扫清改革道路;尊今说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论,于是翻然顿悟,“乃尽弃其旧说”,改崇今文,弃《周礼》而治《公羊》,于是成为近代《公羊》学大师。熟知这一公案的康氏弟子梁启超说:“有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并研(廖平),不可诬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其证明。
  廖平离开羊城至武汉,再转江轮四川。康有为则将半部《政学通考》的残稿锁进抽屉,在《辟刘篇》的指引下,督课陈千秋、梁启超众位弟子,日夜网罗材料,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以及大胆假设、穿凿附会的技巧,在廖平还盘桓于入川途中之时,一部循《辟刘》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已倚马成书,洋洋洒洒 40万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动”!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写成的《孔子改制考》也着成问世。数年弹指过,而廖平的两本书却仍是草稿一卷。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辟刘篇》才改订后以《古学考》之名正式出版;至于《知圣篇》,则因“借读者众”,连手本都佚失了,后来还是根据广雅书院传出本的转抄本,订正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出。对此,知情者径谓康有为“剽窃”(章太炎),“康学出于廖”(皮锡瑞);不知情者单从他们着作出版的先后考察,反认为康有为是独创(钱玄同、张西堂)。因而成为学术史一大公案。
  “二变”既成,廖平将拾级而上,更寻新的进境了。当时,“两考”风靡一时,尊今抑古之说,遍及大江南北。维新人士更以“两考”为理论依据,冲决历朝陋习,力倡变法维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锡瑞、顾颉刚、钱穆等数人知道廖康公案的实情外,廖平的发明权却少有人知。况且,廖平书仅以读书心得的形式着为经话,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可是,康有为却以天纵之才,借门徒之力,纠合各类材料,运用各种手段,洋洋洒洒,滔滔雄辩,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之势。廖平读了也敬从心起,屡称其“巍然大国,逼压弹丸”。相形见绌,容不得廖平不考虑“别构营图”,另起炉灶了。于是廖平又进入了学术三变时期。
  “三变”讲小大之学,小指小统,大指大统。《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于制为小;《周礼》土圭三万里,于制为大。“二变”尊今抑古时,凡《周礼》与《王制》制度不同处,廖平皆指为刘歆伪纂,作《周礼删刘》。后读《大戴礼记》、《管子》诸书,《周礼》制度皆能符证。概斥《周礼》大制度为伪,于心不安。他认为:“《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受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四变记》)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前人企图将两者牵合起来,常常此牵彼掣,进退失据。戊戌(1898)年廖平主讲于资中艺风书院,一日读《诗·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认为 “球”即地球,“共”即“贡”。又联想到《尚书·顾命》“天球河图”之说,纬书解“河图”为九州地图,于是悟“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 后“大”,即由内推外之意(《五变记》)。于是认为经学中原有大、小两种制度,小制度即小统,是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大制度即大统,是以《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遂将大统学说写成《地球新义》。
  “小大之学”不讲古文真伪的问题,甚至还把古学抬到高于今学的地位,这难免有阿附古文经学之嫌,因而梁启超说他是“受张之洞贿逼,复着书自驳”(《清代学术概论》)的结果。“小大之学”又以戊戌年为起点,又有逃避戊戌政变危机之嫌,于是梁启超又说“戊戌惧祸支离之也”,并说“其人故不足道”。后之人多习焉不察,即如范文澜、新《辞海》之论,都无不受其蛊惑。其实这些说法是大成问题的。
  诚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曾让宋育仁捎话给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责令他改订经学条例,不许再讲今古学及《王制》,不许再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张之洞捎话有之,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戒廖平一样;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他并未因此改变观点。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即可证明:一是他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表达了对恩师张之洞的强烈不满:“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解经而全新之,其事甚劳,用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围以一途?至人宏通,万不以此!反复推求,终不解开罪之所由。”当年尊经书院时期,曾让廖平心悦诚眼的张之洞给他规划的朴学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现在以这样抵触的情绪,要他完成改辄易张、别创新论这一艰巨工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他在给张之洞书中陈辞委婉,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即以对康有为“两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二稿论,廖平不仅没有改变基本观点,反而多处援引康说来证成己见。那么,张之洞捎话对他廖平学术的影响力亦可知矣。
  至于“戊戌惧祸”之说又怎样呢?如前所述,廖平将新悟出的“大统”之说写成《地球新义》,其书属稿远在政变之前。据《廖平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廖平在资州知州凤全宴上,得闻北京政变的电讯,知其同学杨税、刘光第被害,悲不自胜,俯首伏案。随即有门人从重庆捎信说朝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学出于廖,要他焚毁所着有关各书。于是门弟子一齐举火,将新书《地球新义》也一道烧掉了。可见,大统之学成于政变之前,当时维新派正步步高升,节节得意,根本无祸可惧!况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议,平生同情变法,一生行迹言论,未曾改变。由此可见,所谓“贿逼”、“惧祸”之说,皆诬枉不实之词[注]!
  “三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廖平自己为学日益更新和精进不已。早在张之洞捎话前十年(即光绪十二年)作《经学初程》已声称:“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甚至说:“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至二十年不变,便是弃材!”他光绪九年(1883)完成“一变”,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二变”,至戊戌之年(1898)已历时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变”的期限了。况又有康有为“两考”的“逼压”。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形势,都逗得廖平必须做新的学问,进行新的探索了。
  廖平的经学思想,不仅在张之洞在世时历经一变、二变、三变,而且在张之洞作古之后,还发生了四变、五变、六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六年(1917)是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这时廖平避开经学史上聚讼已久的今古文问题,专门分辨天学和人学。认为孔学之中,不仅有治中国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学(即。人学”),而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来世界的“天学”。从此后,廖平治学,不分家法,不讲今古,甚至打破经学、子学与乎宗教神学的界限,欲建立无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经哲学”体系。于是乎,以前被儒学斥责的“诡怪不经之书”,道家释氏之典,无一不是孔学中天学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圣,古今一人。
  民国七年(1918)是廖平经学开始五变时期。这时他为了尊大孔子的绝对权威,认为不仅六经都是孔子所翻所作,连文字也是孔子所造,古书所称“孔氏古文”者是也(《文学源流考》)。
  民国八年(1919),廖平65岁,在成都作四川国立专门学校校长。此时的他,着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儿孙满堂,过着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典型儒者生涯。不幸,一场突然降临的病魔——中风,打破了廖平恬静的生活。从此,他“言语蹇涩,右手右足均拘挛,行动眠食非人不举矣”。为他的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幸好脑子尚灵、思维朗切,他仍然咬紧牙关用左手一笔一划地从头练习写字;口齿不清,他就让长孙廖宗泽板书和翻译…… 至今尚留下许多由廖平口授的着述,有的书上还留有他手书的遗迹,那苍凉劲拙的斑斑墨迹。于今读来,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民国十一年,廖平辞去校长任,继而回井研,平安地度过了八年的乡贤闻人生活。久病成良医。在廖平患中风后的岁月里,他转而习医,有医学着作20余种。他以经学治医,着重阐发医理病理,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家。他又援医入儒,尝自题楹联曰:“黄帝六相说诗易,雷公八篇配春秋。”这就是经学的第六变。廖平在第五变时,曾将儒学六经分成天学三经(即《诗》、《易》、《乐》)和人学三经(即《礼》、《春秋》、《尚书》),其六变就是运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理论来阐发《诗》《易》的天学哲理,运用《雷公》经来解《春秋》的人学思想(柏毓东《六变记》)。于是乎,孔经哲学从兼包诸子、宗教神学等思想资料,进而包容了属于医学方技的资料。真是广大悉备,无所不有!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廖平迎来了八十进一的大喜日子,亲朋故旧,弟子儿孙,“称觞贺者踵接”,此情此景,“颇慰老怀”。宴罢客散,便欲赴成都督促着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体弱,途中病发,卒于乐山。终年81岁。
  廖平一生,自从进士及第自请任教职以来,都以学术教育自任。他先后执教于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凤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和四川省立高等专门学校。桃李满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黄镕、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的门下。廖平一生勤于着述,成果斐然,有着作140余种,先后编为《四益馆丛书》、《六译馆丛书》。内容涉及经史、小学、医药等领域。真不愧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位经学大师,因而赢得人们普遍尊敬。他逝世后,追悼大会在成都举行,自蒋介石、、戴季陶、孙科以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敬致挽联,表达对这位先师的传人、后生之先师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炎也为他撰墓志铭,对他一生功业作了热情的评价。

四、光波四表 周流六虚

  廖平的经学思想前后历经六变,他曾自曰:
  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餐,动以年数,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
  廖平学术前后层变,惚恍不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综观其学,前三变谈今古文问题,尚属经学范围;后三讲变天人之学,已超出传统经学的范围,自云 “晚年实为哲学、非经学”,章太炎也说:“君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廖平墓志铭》)因此,我们这里也暂不讨论,只就其前三变略为评说。
  对廖平学术,历来评价不一。历史学家重视他的“一变”,因为“一变”区分今古;今文经学喜爱他的“二变”,因为“二变”尊今抑古;古文经学家赞扬他的 “三变”,因为“三变”张大古学。避开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我们认为廖平的 “一变”、“二变”最为可观。
  廖平“一变”平分今古。经今古之争起于西汉末,而盛行于东汉时期。当时,两者之间存在的分歧,诸如经本的有无残全,礼制的大小异数,师说的分歧异论等等,都清清楚楚,阵营分明。郑玄遍注群经、杂采众说,郑注独行而诸说尽废,遂使今古混杂,家法莫辨。后人治经,都不辨今古。这对避免因门户之见而引起的 “党同门、杜道真”的恶习固然有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比如对今古文经大小异制如何解释?对今古文学经学如何评价?对两汉学术史如何编写?等等,都由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混杂,界线不明而无从着手。更有甚者,因不知今古文之辨,甚至连后世赝品伪书也无从辨认,东晋梅颐的伪《古文尚书》选得以欺唐骗宋而无人觉悟。至使学界叹为莫大的羞耻!清代乾嘉考据之学[注],重实证,讲考据,但都停留在名物训诂的许郑之学基础上;至常州学派,始讲家法、别今古,但是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论今古,或以流传地域论今古,或以传授范围论今古,都此牵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领。廖平在治《春秋谷梁传》的时候,发现《谷梁》说制度与《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经师说,亦莫不若合符节。相反,古文经学的制度则与《周礼》相合,而与《王制》绝相背驰。于是认为今古文学分歧的根本在礼制。再验之许慎《五经异义》,其中所载今古之别二百余条,也“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于是,廖平专就礼制之别考察今古文学,认为,今学礼制在《王制》,古学礼制在《周礼》,着为《今古学考》,纲举目张,“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纠葛,得以缕析区分,如利剪断丝、犀角分水,各归部居,不相杂厕。千载迷案,一朝释然,其功固大矣、伟矣!因此论者将廖平区别经今古文学的《今古学考》,与清代顾炎武发现古音的《音学五书》、阎若璩驳证伪《古文尚书》的《古文尚书疏证》,同誉为清学的“三大发明”,实非过誉。无论学术崇尚如何,正直的学者都一致肯定这一点,俞樾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康有为因读《今古学考》而引廖平为“知己”;刘师培称赞廖平 “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又说“井研廖平,通贯汉师义例,寻源竟委,径渭分明;批驳郑玄、杜林、范宁谬说,击中要害,如泥墙崩塌。实乃深知经学家法义例之杰出人材,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说:“余见并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然不易!”俞樾、刘师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学家,学术主张与廖平“绝相反”,可是都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原因就在于他精熟汉师家法,善分今古之别,度越了前贤伦辈,因而诸贤皆乐于从善服义,翕然称扬他。
  自从廖平区分今古学之后,近代经学方免于依违两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指明的博士师法,逐级以登高;治古文者,也依廖平所指斥的疵瑕完善其学术,巩固其营垒。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康有为之伦,无不受惠于他。其中又以皮、刘二人最为明显,蒙文通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叔。”皮锡瑞,字鹿门,着有《经学历史》、《五经通论》,他严守今文家法,其《五经通论》中,着有《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等专论,显系承廖说而阐发之。刘师培,字申叔,家学四世治《左传》, 1912年入蜀为国学馆长,“朝夕与廖氏讨教,专心于《白虎通义》、《五经异义》之书”,深究今古文师说,后来着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经旧说考略》,自称 “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抵,不可以动摇也。”而这个使古学成立的根抵之根抵,却是廖平以礼制分辨今古之说。可见廖平开创之功,抛引之力,固不可没。
  廖平经学“二变”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从社会效益看,在廖平《辟刘篇》、《知圣篇》影响下,出现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疑古精神导致人们对旧教条、旧观念的冲决,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沉睡的东方巨人从古代中世纪的美梦中惊醒过来,以反思的姿态、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现代世界!如果说康有为的 “两考”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号角,那么,廖平“二变”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这对号角激昂的进行曲。从学术上看,“二变”的疑古精神又客观上帮助人们从沉闷的古经崇拜、圣人崇拜的风气下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进行独立思考,从怀疑古文经,到怀疑其他经典,从怀疑儒家经典,到怀疑史部、子部经籍,举凡从前人们信而不疑,引以为证的一切先秦古书,统统都在被怀疑、被清算之列。从深一层上看,从对文献资料的怀疑,进而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这就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古史辩”运动。其间容或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是,力图使历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础上的尝试,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因而成为中国近、当代科学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辨伪运动,廖平实开其先河。
  廖平学经六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者,这就是尊孔尊经。为此,他特着《尊孔篇》,明确宣称:“书着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经为主。”在各种时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国大地的本世纪初叶,还以“尊孔尊经”为学术主旨,未免显得落后和迂腐。不过,廖平尊孔,并不是尊崇复古倒退的“孔”,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经,并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而是为后世制诰、因时制宜、为时损益的经。这比之保守落后的唯经是崇、唯圣是尊的老学究,无疑高出干百倍。他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又是那些声嘶力竭叫嚷在中国全盘西化,甚至引进耶稣天主的崇洋派,无论在学术创见方面,还是在振奋民族自尊心方面,都无可比拟。只是,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他不可能后知百世,预先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制定出济世良方。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有的博大的孔经哲学,廖平将旧有一切原本与孔学互不相干的思想资料,以及他所接触的点滴西方词句统统纳入孔学之中,形成所谓小大、天人之学,竭尽穿凿附会之能事!这在方法上是反科学的,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却是可嘉的。只惜他接受的毕竟是旧式的经学教育,思想深处的孔子伦理已深入骨髓,难以跳出孔学,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来寻求其与现代社会新的契合点,千溪百壑,都欲纳入孔学,结果除了将孔学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变成经学怪人而外,既无补于近代社会的改革,也无补于孔学的尊大。同时又由于他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现代文化史学者那样,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传统文化,也不能象现代新儒家那样,利用西方理论来对孔学作新的阐释,因此无论他动机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奋,他不仅未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为人信眼的孔经哲学体系,而连自己也难以自坚其说,一次又一次屡变其说,这一实际,正好说明传统经学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后一位经学家而被载入了史册。廖平的遭际也表明,儒学要在现代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吸取人类新的思想资料,结合中国国情,对儒学进行新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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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
  1.廖幼平编《廖平年谱》,巴蜀书社出版
  2.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着选》,巴蜀书社出版
  3.李耀仙《廖平与近代经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钟肇鹏《廖平评传》,载《中国近代着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出版
  5.陈德述、黄开国、蔡方鹿《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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